湯顯祖的至情論與儒家思想
我要投稿 論文查重 來源:學報編輯部 時間:2019-02-20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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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湯顯祖以“情”為主要審美范疇,用一幕幕情意濃濃的戲劇“以情反理”,打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建構至情論。湯顯祖的至情論猛烈的抨擊了衛道士迎合人倫綱常的風氣,反對禁欲主義。但他沒有徹底摒棄儒學的基本思想,繼承和發展了中和之美,矯正晚明時期的文壇風氣的弊病。
關 鍵 詞:湯顯祖 至情論 儒家思想
作  者:王玉
單  位:安徽大學文學院
正  文: Tang Xianzu's Theory of Affection and Confucianism              WANG Y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Abstract: Tang Xianzu used "emotion" as the main aesthetic category, and used the dramatic drama of "thinking against circumstances" to break the bondage of feudal rituals and construct sentimentalism. Tang Xianzu’s sentimentalism has slammed the defenders to meet the ethos of humanity and opposition to asceticism. However, he did not completely abandon the basic ideas of Confucianism,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beauty of neutrality, and corrected the ills of the literary atmosphere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Keywords: Tang Xianzu, sentimentalism, Confucianism 一、晚明時代境遇 以儒學為基礎,兼并糅合佛、道兩教的理學,是宋代思想的主流。理學尊北宋哲學家周敦頤、程頤、程顥為始祖,朱熹繼承程頤、程顥二人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學發展到晚明,仍恪守“存天理,滅人欲”,但是其思想統治力量已大不如前,明正德年間,王陽明提出“心即是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致良知”,心學由此興起。程朱理學強調“治心”,強調“革盡人欲,復盡天理”,陸王心學則不滿于程朱理學此類把天理、人欲截然兩分的觀點:“天理人欲之分極有病”。陸九淵提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強調天人不分,王陽明對朱熹“心、理為二之弊”提出了質疑:“理豈外于吾心耶?”,并且提出“致良知”的思想觀點,認為心外無理,理在心中,人可以通過“致良知”將遮蔽的良知體認明白,這樣,“治心”變為了“致心”,即回到了自己的本心。心學促使了士人開始反觀自己內心,關注自我,關注個體的生命意識。當個體意識覺醒,士人開始懷疑理學,被“理學”這塊頑石壓得喘不過起來氣的時候,進而要求擯棄理學,“尚情”就成為了他們的首選。除此以外,明朝中后期,城市經濟的繁榮催生了市民階層的出現,人們要求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滿足正常的欲望,開始關照內心真實的想法,實現自我價值的思想也越來越強烈。隨著市民階層的出現,以反映市民生活為主要內容的通俗文學應運而生,情愛成為這些作品的共同題材,被長期壓制了正常欲望的人們爭相傳頌這些文學作品。而這類作品中,作者筆下的人物形象在封建禁錮下,努力追尋個人合理的人欲,警醒了當時一部分的文人,對儒學的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改正。 正是在“尚情”的時代境遇下,湯顯祖的“臨川四夢”得以流傳,“幾令西廂減價”的《牡丹亭》更是彪炳千古,杜麗娘的“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情深”,以及為追求自由解放、個人情感和幸福的人物形象在文學史上熠熠生輝,而湯顯祖在他的戲劇實驗中更是完整展現了他的“至情”文論觀。 一、湯顯祖的“至情”文論觀闡述 湯顯祖的“至情”文論觀,是在晚明尚情思潮中催生出來的,至情論所倡導的“有情之天下”,是其文章的主旋律,也是他一生都在尋找的“春天”。湯顯祖對文學內在精神的認識以及對個體生命意識的體悟,皆是源于一個字--情,他將“情”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對文學作品內容的關注:主情 “情”是湯顯祖文論觀的核心范疇,是其文學思想的精髓,更是他畢生所求。湯顯祖的情感論要求文學以表現情感為目的,強調“情”是文學的本質和根源。 “世總為情,情生詩歌”、“人生而有情”,“情”主宰著世間萬事萬物的消亡,人雖然作為萬物的靈長,但同樣受“情”的制約。湯顯祖認為“情”是人與生俱來的,是無需后天培養的先天稟賦,他所指的“情”是指生命欲望和活力的自然與真實狀態,“情生詩歌”,詩歌(泛指包括戲曲在內的一切藝術)皆由情而生,“情”是文學創作的根源也是終極的目標。在“情”的指導下,作者在現實生活中有感而發,激起創作欲,從而將自己所思所感記錄下來的過程。在“情”的指導下,創作主體主動地去感受,而非被動的接受現實生活,其創作出的作品也是現實生活和作者內心的真實反映。 在湯顯祖強調“情”是文學的本質和根源的同時,更是將“情”提到了極致的高度:“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這樣的至情論強化超現實、超理性的力量,是前人無法企及的。 “世間只有情難訴”,湯顯祖“至情”的終極追求,是以何種方式實現在他的戲劇創作中的呢?“性無善無惡,情有之。因情成夢,因夢成戲。戲有極善極惡……”湯顯祖提出了他最重要的戲劇理論 “因情成夢,因夢成戲”,“‘因情成夢’,‘情’是‘夢’的產生前提,‘夢’是‘情’的外化產物;‘因夢成戲’,‘戲’是‘夢’的表現形式,‘夢’是‘戲’的藝術手段。”[ ]杜麗娘游園驚夢,便是這種表達方式最有力的例證。湯顯祖認為,創作主體應敢于用大膽、熱烈的幻想來改變不合理的現實,表現對生活的理想與認識。為了追求“情”的解放,可以任意大膽想象,可以突破生死界限,創造理想世界,情節的虛幻、荒誕與情感的真實、執著是不相沖突的。 (二)對文學作品形式的關注:尚奇 作者作為創作主體,任何情感的表達都要通過作者才能得以實現,否則,情感就只是虛談而無法以文學藝術的形式呈現。所以,湯顯祖在將情感提升到主體位置的同時,對創作主體也作出了相應的要求。湯顯祖認為,文章要有生機,需要創作主體對文學形式和內容進行創新,唯有對文學形式和內容進行創新,才可以創作出飽含真情的藝術作品。而不是如明清時期的八股文,按照固定的形式,一味迎合統治者的官方思想,并不能創造出不朽的文學作品。除了尚奇之外,湯顯祖對曲律的形式突破,即提倡“意、趣、神、色”,也是對文學作品形式的關注。晚明中后期,吳江派和臨川派的“湯沈之爭”,是戲劇史上的重要事件,吳江派主要強調戲劇的語言和音律等形式方面的技巧,強調寧“協律”而不能不工,而湯顯祖主張為了表現作者的真情可以突破傳統音律的限制,并提出了在戲劇的創作中應遵循“意、趣、神、色”的創作要求,并將其視為文學創作的最高境界,強調創作主體的主體精神與創作個性,是“意、趣、神、色”說的核心內容。 “湯顯祖論文‘主情’也主‘奇’,‘情’與‘奇’是湯顯祖文論的一體兩面。”[ ]湯顯祖的尚奇主要是強調發揚創作主體的個性和才能,使生命的靈性表現為獨特的創造,是“寧為狂狷,毋為鄉愿”人格的藝術體現,是對文學作品形式的追求;主情則強調的是人性的真實性與豐富性,是對文學作品內容的關注。湯顯祖的至情論,無論是對文學作品內容的關注,還是對形式的關注,皆體現了在晚明的尚情思潮中,反對禮教束縛和理學禁錮、追求個性解放與個體價值的時代特色。 三、至情論與儒學 (一)禁欲主義和衛道士的抨擊 湯顯祖一生經歷了明中晚期,當時的明朝已處于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狀態,社會動蕩,官員貪污腐敗風氣嚴重,但是,這種政治背景下的社會經濟,特別是商業經濟卻得到的快速的發展,明朝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促進了市民階級的發展。因此,在這樣大背景下,湯顯祖提出的至情論,構建的“有情之天下”,必定也針對了儒學發展的弊病。 早在宋代,宋代朱熹曾說過:“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更是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認為天理被人欲所包裹,想要得到天理,需一點點的去掉人欲,克己復禮,并且遵守“三綱五常”。朱熹提出的“滅人欲”,不是割棄人基本生存的欲望,而是要擯棄邪欲,從而得到天理。然而,在儒學的不斷發展過程中,對于人欲的克制,過分的強調“三綱五常”,導致儒學走向僵化的地步。在儒學逐漸走向僵化的地步,一些衛道士為了迎合官方思想將作品變成維護統治的武器,失去了文學抒發本真的價值觀。在人欲方面,特別是情欲方面的克制更是到了一種病態的地步。而“三綱五常”以及禁欲等思想,卻是針對當時的婦女。因此在明清時期出現了貞節牌坊的現象,而這一現象的背后,卻是無數如花般青春的葬送和“儒士”面具下衛道士的虛偽而在晚明時期,陸王心學的發展,雖說是維護理學,客觀上促使文人開始關注自我,本體意識開始變得強烈。湯顯祖等人對“天理”以及過分克制欲望產生了嚴重的懷疑,因此“尚情”思潮產生。而湯顯祖的“至情論”提出正是對封建儒學中文學失去本真和禁欲主義進行猛烈的抨擊。 在湯顯祖的“至情論”中,“情”就是“真”。情感的真實性在文學創作中必不可少。一旦文學失去了作者的真實情感,便失去了藝術的審美性。針對明中晚期在理學思想影響下的文人淪為政治和倫理道德的“筆桿子”這一現象,湯顯祖提出文學表達人的真實情感這一思想,猛烈的抨擊了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這一風氣。寧可狂放不羈,也不可以媚俗,成為封建道德的“代言人”。正如湯顯祖在《牡丹亭》建構“有情之天下”,用杜麗娘這一形象表達了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釋放個體正當的欲望的權利,這正是晚明時期,個體生命意識的覺醒。其文學內容的“主情”,喚醒了當時人們對于人欲的正當追求,文學形式的“尚奇”打破了當時文學為政治服務的體式,傳達了文學應當抒發作者真實情感的文學價值觀。這是湯顯祖的“至情論”在晚明對當時儒學發展中的弊病,有所矯正的地方。 (二)中庸思想的繼承 湯顯祖的“情”并非是情感的任意放流,而是有節制的表達。“奇而法,正而葩,穠纖中程,才情妙敏,蹤跡幽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縱橫流漫而不納於邪,詭譎浮夸而不離於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終而蕩。”[ ](1503)湯顯祖的“情”始終認為要合情合理,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杜麗娘在虛幻的世界中盡情表達著自己的真實意愿,而一回到現實世界中,她又變得知書達理起來。柳夢梅出身寒門,與千金小姐杜麗娘門不當戶不對,在湯顯祖的戲劇安排下,最終也考取了狀元,金榜題名,平步青云。杜麗娘在夢與現實和生與死之間的轉換,釋放自己真實情感與欲望,合理而又節制。而由此可以看出,湯顯祖的“至情論”合理的吸收了中庸之美,并非對理學完全的拋棄 ,而是主張對人性合理的解放,這是相對晚明時期,理學壓抑人性的風氣的反抗,卻并非是對儒學的拋棄,而是對儒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弊病進行矯正,追求人的合理欲望,追求自由、幸福和思想解放,這是晚明時期個人意識覺醒的重要表現。另外,湯顯祖的戲劇不僅具有審美功用,更具有社會功用。他的戲劇雖說追求“尚奇”,強調真性情的流瀉和個性解放的時代理想,但在給讀者帶來審美感受的同時,也提倡以“人情之大竇,為名教之至樂”的儒家審美境界。這與儒家詩教主張的“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文藝社會功能如出一轍。由此觀之,湯顯祖本就沒有拋棄儒家的審美理想,在反對理學的束縛和強調個性性情的表達之間也找到了一條調和的中庸之道。 明代中后期,“尚情”思潮蔚為大觀,追求個性解放和反對理學束縛的呼聲越來越高,湯顯祖的創作理念以“情”為主要審美范疇,用一幕幕情意濃濃的戲劇“以情反理”,打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建構“有情之天下”,實現自己的戲劇理想。但湯顯祖的至情論在反對理學禁錮的同時,并沒有徹底摒棄儒學的一些基本思想,真正地做到情至的狂狷放達。在湯顯祖的至情論及其戲劇實驗中,不僅體現了追求個性和真性情的“至情”,還透露出儒家中庸的美學理想。因此,湯顯祖的至情論并不是對儒家思想的完全拋棄 四、結語 晚明中后期的儒學在理學的禁錮下,逐漸走向了僵化的地步。而湯顯祖在“尚情”的思潮中提出“至情論”,構建“有情之天下”,正是對理學思想的猛烈的沖擊。針對于衛道士淪為政治和人倫綱常的“筆桿子”這一現象,提出文章應表達作者的情感。“有情之天下”中的人們對幸福和正當欲望的追求,更是對衛道士的禁欲主義進行了強烈的反抗。但是湯顯祖的“至情論”中對情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繼承和發揚了儒學的中庸之道,應當“發乎情,止乎于禮”。因此可看出,湯顯祖的“至情論”對待儒學既有擯棄也有繼承和發展,而對當代的文學發展也有著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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